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

来源：SCI期刊网 分类：文史论文 时间：2022-03-21 09:40 热度：

　　摘要近几年，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界崭露头角，互联网作为新的记忆媒介改变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本文梳理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和理论关联。进而，厘清这一取向下集体记忆是“断裂”还是“连续”的核心命题，介绍传播学取向主要的热点议题：政治与媒介权力、新媒体与全球化、跨学科理论结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有利于国内传播学界重心从功能向结构转化，应当弥补“个体的缺失”，关注“现在-未来”的坐标系，以及采用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

　　关键词记忆研究、集体记忆、数字记忆、新媒体、传播学

　　记忆研究源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人文社会学科纳入研究范畴，以集体记忆为研究视角，迅速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探讨的新兴课题。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集体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01ick&Robbins，1998)，但大量国外研究成果从侧面佐证了这一领域的独到之处。

　　近几年，从传播学视域展开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崭露头角，主要关注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和结果，以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记忆研究在传播学颇有特色的一个分支。尤其是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科际融合，一方面使集体记忆研究更加重视以媒介为桥梁下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也推动传播学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研究方向上建立新的联结，催生了新的理论趋势和研究方法。然而，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本文试图探索集体记忆研究传播学取向的发展脉络，理清其核心命题和热点议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展望。

　　一、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研究交集

　　什么是集体记忆?哈布瓦赫(Halbwachs)在其1925年的一篇题名为《记忆的社会框架》明确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继承了其导师爱米尔?涂尔千(Durkheim)所提出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collective)概念，更加注重记忆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莫里斯?哈布瓦赫，1950/2002)。

　　(一)媒介与集体记忆

　　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研究关联何在?哈布瓦赫认为个人记忆不能脱离集体记忆而存在，人类记忆的三大支柱—语言、逻辑和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同时期的阿拜■瓦尔堡(Warburg)从艺术史学的角度观察到文化符号具有引发记忆的能量。由此开始，学界开始注意到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关联。

　　时隔数十年，承续这一讨论，阿斯曼(Asmiarm)认为集体记忆是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长期积淀的结果，从口语表达到文字的过渡在记忆与沟通技术的关系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普曼(Uppimnn)提出“拟态环境”区分真实的世界与大众媒介报道中的世界，启发记忆与历史区隔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McLuhan)总结从口语表达到书面记载，再到印刷文化的历史转变，并将其理论化。

　　集体记忆的早期研究，多把“媒介”与“集体记忆”视为相互独立的范畴，重点关注二者之间的直线互动关系。在微观层面，把“媒介”拆解为具体的文字、语言等文本，以分析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媒介作为载体的功能，倾向于功能主义视角。

　　随着研究深化，集体记忆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媒介作为国家或群体形成统一文化的历史过程的重要维度。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culmralmemory)理论，认为集体记忆通过文化型构，形成不易流逝，使用文本、意象、仪式系统的文化记忆，转向宏观层面的文化研究视角。

　　(二)功能与结构

　　传播学兴起之初，对大众媒介功能与地位给予了诸多关注，在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LaZaKfeld)的“媒介功能说”中阐释了媒介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明、地位赋予等功能。这与集体记忆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异曲同工。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周海燕，2014)。此外，集体记忆的运作机制与传播学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agenck-seting)、框架理论(framing)、选择性注意(selectiveattention)要义同归，都跳脱了单纯的媒介功能阐释，把焦点放在“结构”上，强调社会结构对主体的影响。作为传递信息、塑造规范、延续文明的载体，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塑造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新媒体的涌现和蓬勃发展，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影响从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具有当下性，不同时期的人们可能对同一阶段的过去形成不同的想法，对过去的重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利益和需求。集体记忆的不仅提供了对过去的准确论述，受不同政治和文化意图左右，同时对当下论述也是有效的(Wertsch，2002)。

　　这一观点与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不谋而合。媒介效果研究作为传播经验学派的主流，随着媒介的变迁和多元化得以发展，并把重点放在当下，关注现实世界的信息动态。随着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建构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得到了传播学界的重视，对过去与当下的联系展开新的探讨，成为颇有特色的一脉。通过叙事对社会进行建构，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集体记忆被不断地选择和借用。有关媒体与集体记忆的研究，特点注重媒介的叙事方式。媒介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叙事，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工具(潘忠党，2000)。媒介塑造集体记忆有两种叙事方式：一是通过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使人们通过媒体了解到无法亲身经历但可以“目击”的媒体事件，以实现社会认同;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媒体将历史进行再现，选择性地进行报道，扮演者“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Kitch，1999)。

　　(三)传播学取向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媒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掌握着一定的支配权，总是能以媒介专业主义的姿态建构“神圣”。有些学者对媒体报道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发现媒介在塑造集体记忆上，具有重大的决定作用。1961年，美国学者布尔斯廷(Boomm)提出“伪事件”(Pseudo-events)的概念，界定为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并指出了伪事件具有人为策划、适合传媒报道等特征，在美国引起轰动。

　　然而，传播学与记忆研究的联系，直到20世纪末才被引起重视。

　　有些学者从传播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开展集体记忆研究(Bllllg，1990;Middleton&Edwards，1990;Schudson，1992)。丹尼尔?戴杨(Dayan)和伊莱休.卡茨(Katz)的《媒体事件》一书认为电视营造全R性或国际性的信息环境，指出媒介事件通过竞赛、征服、加冕三大“脚本”构建权威和合法性。

　　集体记忆研冗的传播学取向明确提出始于沃尔夫■坎斯坦纳(Kansteiner，2002)对当时记忆研究的反思。他指出，由于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学界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特定的以编年、±也理、媒介情境下为背景的具体呈现，而没有考虑受众的反应。因此，集体记忆的研究要采纳传播和媒介的研究方法，尤其要关注受众反馈。

　　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研究取向长期被忽视的原因。在记忆研究领域，媒介与集体记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新闻传媒产业关注当下，容易忽略与历史的关系，因此媒介对集体记忆的作用往往一叶障5(Zelizer，2008)。

　　近年，国外学者提出“媒介记忆”(mediamemory)的概念，认为新闻媒体作为米集、编￥耳、记录社会fg息的载体，对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丨朱远(Neiger，Meyers&Zandberg，2〇ll)。进而，亦有学者主张媒体记忆领域要采取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112视角，以新闻媒体为核心，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重点关注媒介生产与消费、受众分析、意识形态以及形塑公共记忆的动态过程等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黄顺铭，李红涛，2015)。

　　21世纪初，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媒介记忆：新媒休时代的集体记忆》一书解读新媒体给集体id忆带来的影响(Ne^ger，Meyers&ZandbergJOll)。《公共记忆、公共媒体和公止政治》分析公共领域知识和传播的人权问题(Lee&Thomas，2012)。《新闻与记忆》集中讨论新媒体时代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被学界泞遍忽略的新闻业如何塑造集体记忆(ZeHzer&Tenenboim-Wemblatt，2014)D2015年，“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数字记忆国际论坛”分别在浙江大学和人民大学举行。围内外诸多相关领域学者与会，展开记忆研究与传播学的跨界对话3于此，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开始崭露头角。

　　二、核心命题：媒介如何形塑集俥记忆

　　集体记忆研究自兴起之初，就存在着“断裂”还是“连续”的争论，这是记忆研究的核心命题。

　　哈布瓦赫认为，过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根据现实需要的一种建构，集体记忆时刻为当卜■服务，因而是“断裂”的。保罗?康纳顿(Connemm)则认为，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历史积累来传承文明，集体记忆呉有传递性，因而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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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记忆是“断裂”还是“连续”的?换言之，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集体记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涉及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持集体记忆“连续”论。他们认为，媒介通过洱现、遮蔽、凸M、创造等?手法，把过去和现实联结在一起。

　　鲍麦斯曼和黑斯廷斯(Baumeister&Hastings，1997)指出，集体记忆运作的机制是“选择性遗漏”：选择性地遗編令人不快的事实;归咎P对手，减轻罪责;归咎于环境，使自己承担的贵任降到最低。历史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Hobsbawm)陈述集体记忆的延续性时，认为“传统”是被发明的产物，通过象征性行为和仪式，以塑造集体规范和价值体系，自然地与过去连接。

　　传播学取向侧mr闹释媒休如何运用历史和叙事方式建构集体记忆。

　　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有深远的理论关联，尤其随若大众媒休的普及且形成专业的社会机构，以“新闻”这一独特的信息商品，成为形塑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伊迪(Edy，2006)研究1%5年洛杉矶的瓦茨暴乱，发现媒体在调用历史的形式和内容时，一是通过纪念性、周期性报道强化某些历史事件的社会意义。二是通常运用社会语境进行叙事，描述特定环境的社会记忆，视为前车之鉴，建立一种衡量现实的标准。三是媒体对历史事件的报道也经常使用类比的手法，比如把“9?U”和“珍珠港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此联结过去与现在。

　　新闻框架的运用更加凸显集体记忆建构的连续性。一方面，在新闻领域，媒体对重大“媒介事件”的报道，构成极其重要甚而唯一的集体记忆基础，可以称之为“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

　　另一方面则是“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即新闻媒体扮演“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以把关、框架的运作方式选择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为一种历史遗产，阐释其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李红涛，2013)。陈韬文和李立峰(2010)对香港“六四事件”经久不衰的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关于这个事件的集体记忆通过媒体、社会组织和民族国家三个层面相互影响，而媒体在这一集体记忆形成与流传起到了先决作用。李红涛和李金铨(2013)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天安门事件和柏林墙倒塌纪念报道的研究发现，媒体的叙事策略主要有：把纪念报道作为特殊体裁，如“日历新闻”;时间压缩，即把复杂历史事件压缩成单一、戏剧化的历史片段;着重目击者背书;选择性地借用历史。张志安和甘M(2014)从社会史和新闻史两个角度讨论“孙志刚事件”被媒体报道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区分了不同媒体差异化的记忆诉求和策略，并认为中国新闻界尚未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缺乏“共同体”的社群特质。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媒介形塑集体记忆是一个权衡、选择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媒介与集体记忆“断裂”的面向进行研究的学者，把重点放在“选择性遗漏”的机制和集体记忆被抹除的后果。

　　泽利泽(Zelizer，2011)提出，记忆的侵蚀(cannibalization)有四个阶段：淡化(minimalization)、替换(substitution)、取代(displacement)、?'崔输(transportation)。并指出这将导致记忆的不确定性，充当媒体曲解的论述，甚至颠倒黑白。

　　周海燕(2013)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凸显、遗忘、修订、唤起、重构与嵌入的方式，对“南泥湾精神”的正面价值进行宣传，建构了一个神话的集体记忆，使得干部阶层以劳动为苦修手段，忽略了知识的学习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独立、省思的传统。

　　李依倩(2006)研究台湾解禁后兴起的怀旧欲望，发现大众媒介在消费娱乐导向的形塑下，通过有别于官方叙事的民间事物来恢复集体记忆，以治疗禁严时期的历史失忆和文化压抑，并抵抗跨国资本主义下的主体崩解与历史断裂。

　　沙家强(2011)认为，大众媒介时代，记忆媒介的图像化特征导致人们记忆的衰退。这种遗忘实质上是消费文化的内在消极功能，当代中国逐步出现“断裂”的时代症候。集体记忆是“连续”还是“断裂”没有统一共识，整合这两个传统，后续有学者认为媒介形塑集体记忆的机制并非简单地把“断裂”和“连续”二元对立，过去不完全根据当下的社会情境凭空建构，而当下社会情境也是对过去有选择地拾取(Olick，1999;Schwartz，1990)。由此可见，“选择性”记忆或遗漏是媒介塑造集体记忆的核心机制。通过真实与建构、记忆与遗忘、延续与调整、分歧与同一，传媒截取历史素材，实现对集体主义的建构(刘国强，2009)。沃尔夫.坎斯坦纳(Kamteiner，2002)指出，记忆研究提供了一个认识历史叙事呈现的视角，这种历史呈现是协商的、有选择的、以当下为导向的、相互联结的。——论文作者：陈振华

文章名称：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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