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研究综述

来源：SCI期刊网 分类：农业论文 时间：2021-12-30 09:32 热度：

　　摘 要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非常重要. 公众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已为探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基于国内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系统总结农户面临的主要适应障碍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阐释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关键认知要素，介绍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分析框架，提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研究中应关注的

　　关键问题.关键词 农户 气候变化 感知 适应能力 适应策略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社会需求刺激科学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方向已从起初的预防、减缓调整为适应.全球变化的 4 大科学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国际全 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 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都将科学地适应未来气候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1]. 近年来，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主要关注假设行动如何减缓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影响、适应能力评估、适应策略的选择与评价以及局地层面的适应性实践方案等重要问题[2];研究尺度从全球、国家、区域到家庭或个人[3 - 6];研究视野已扩展到相当广泛的问题集，包括制度、社会与文化等方面[7 - 8].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与适应过程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非常重要. 目前，已有大量概念性与经验性研究关注了影响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人口、经济、地理及一些社会因素，虽然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但不能反映整体情况，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仍不明确[9]. 近年来，公众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日益受到关注[10 - 11]，它为探明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机制与适应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基于国内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在较为系统地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总结农户面临的主要适应障碍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阐释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关键认知要素，介绍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分析框架，提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研究中应关注的关键问题，旨在为促进我国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1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面临的适应障碍

　　1. 1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报告指出，1850 年以来，全球经历了明显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气温和海温升高、降水变化、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变化等，这些变化影响着生态系统及人类发展，对食物、水安全、公共健康、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造成严重威胁. 例如，较高的温度会使土壤湿度更快损失，长期干旱和温度增加将为害虫与疾病的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强降雨和持久干旱会增加土壤侵蚀与植物破坏，给农业与可持续生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研究显示，1981—2002 年间由于气温升高，全 球 小 麦、玉 米、大 麦 产 量 每 年 减 少 4000 × 104 t [12];另据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 21 世纪后 半 期 我 国 主 要 农 作 物产量最大可下降 37%[13]. 这无疑会对人们的福利与生计产生多重压力，尤其会加剧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贫困人口的脆弱性，甚至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发生转变[14].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农户生计风险问题已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之一. 大量研究显示，农村贫困人口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严峻，气候变化已成为农村贫困人口的一种额外负担，不仅限制了贫困人口获取各种生计资本的能力，也减少了他们谋生活动的选择范围，对农村社团的生计、资源退化、食物安全、基本服务、社会不平等均带来严峻挑战[15]. 这主要因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如干旱期的延长、降雨推迟、异常降雨等)强烈干扰着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事先” 生产力损失、早期应对成本、实物资本的资产损害和人类机会的资产损害等渠道影响贫困农业人口的发展. 谭灵芝和王国友[16]指出，气候变化引致的降水量减少和干旱增加会直接影响干旱区饮用水和灌溉水的获取程度，提高干旱区家庭贫困发生率，特别是仅依靠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更易受到干旱等极端气候灾害的影响;刘华民等[17]指出，降水量减少和干旱发生频率增加不仅使农牧民的饮用水和灌溉水获取变得困难，而且使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农畜产品质量和数量下降;李西良等[6]指出，牲畜、草场是极端气候作用于家庭牧场经营过程最主要的介质，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牲畜健康、牧草生长来降低家庭牧场系统的物质供应及能级水平，进而干预原有草业系统的耦合效应. 可见，气候变化通过降低贫困人口生计的选择性、强化排斥性的市场机制和不包容的治理结构、以及不断强化各种形式的冲突等来进一步恶化贫困人口的生计，使其陷入脆弱状态[18].

　　1. 2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适应作为一种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政策选项[2]，已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实践中有计划的适应行为不一定能够实现，高适应能力也不一定会自动地转变为成功的适应，个人与集体在寻求最恰当、最可持续的适应行动中往往面临着一系列障碍[19].

　　已有文献将适应障碍分为不同但有联系的 3 类 (图 1)[20]. 第一类为生态与自然约束，它构成了适应的自然极限，包括生态系统阈值与恢复力、地理与地质限制、资源配置限制等多种形式. 例如，海平面快速上升和增温给许多生态系统提出了临界阈值，超过该阈值，有些生态系统就不能自我调节或快速地改变它们的功能状态与系统完整性. 第二类是人文与信息资源基础的限制与障碍，包括与预测模拟相联系的各种时空不确定性、决策者的低水平认知、缺乏促进与实施适应干预的信息等，这类障碍是由知识、技术与金融约束共同引起. 第三类是社会障碍，它影响着个人响应气候刺激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规范行为、价值观、风险感知、自我效能等[21]. 其中，社会障碍在鼓励个人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至今适应的社会障碍尚未得到很好地研究[22].

　　Jones 和 Boyd[20]将社会障碍分为规范、认知、制度结构与管理障碍. 其中，规范障碍与影响个体响应气候刺激方式的文化规范有关，如传统处理方式的延续、长期的不良适应等. 认知障碍与影响个体响应当前或预期气候刺激的心理和思维过程有关，个体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范围较大，从否认、漠不关心，到无能为力、不确定和接受，如对专家和权威缺乏信任和尊重、不愿接受外部的帮助和援助、不愿承担执行适应行动所引发的相关风险等. 制度障碍与影响个体适应行为选择的组织/机构有关，如制度不平等与社会歧视、政治与社会边缘化、制度缺乏灵活性等，制度障碍会限制适应所需关键资源和资产的获取.

　　2 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分析框架

　　2. 1 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

　　适应并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有价值取向并嵌入在一定社会背景中的高度主观过程，无论经历了什么外部压力，个体必须感知到行动的需要、能力和动机. 通常，个体响应气候变化的经典模式要经过 3 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即观察、感知和行动，且后一阶段必须以前一阶段为基础[23]. 在实践中，除非消除认知障碍，否则高水平的个人客观适应能力不会自动地促进适应行为[24]. 鉴于此，以 “气候变化的感知”为切入点，剖析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成为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新视角[25 - 26].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差异和适应行为会影响人类的适应能力和有关适应计划的执行效果[27]，知晓农户的感知情况和现有的适应行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 当前，国外学者已围绕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情况、农民采取适应性行为的类型、影响农民认知和适应性行为的因素等. Ole 等[28]发现，塞内加尔农民对气候波动感知明显，当地农民常常将牲畜患病、作物产量减少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归咎于气候原因，并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活策略来适应气候变化;同样，欧洲葡萄栽培者对气候变化趋势的感知与长期气候记录的数据分析结果相同，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影响了葡萄收成、葡萄酒品质，增加了葡萄病虫害风险，但只有少数意大利和法国葡萄栽培者愿意考虑改良葡萄品种以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29];Brondizio 和 Moran[30]研究发现，通过对气温、降雨、谷物生产条件改变的观察，农民可获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但这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同时，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具有本地性，但不具有全球性，在适应性行为的选择上，农民趋向于使用当地的方法. Leiserowitz[31]总结了国际公众选择、感知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理解，并对美国公众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政策偏好和个人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如周旗和郁耀闯[32]发现，我国关中地区居民对温度、降水的感知与实测数据相对一致，在温度、降水变率较大的时段，居民的感知差异也较大;与此类似，黑龙江省漠河县乡村人群具有较强的气候变化感知能力，对于气候变化趋势的感知较准确，但因受到个体客观背景环境的影响，感知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3];侯向阳等[34 - 35]发现，北方草原区的绝大多数牧户能够正确感知气温由冷转暖的变化趋势，但受参考时段、牧户的期望值、信息导向等因素影响，农户对降水量的感知与实际变化情况相悖;同时，农户对当地最频发的极端气候灾害类型感知深刻，而且其感知及记忆能力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相关，对近期发生的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及短期气候变化趋势的感知更清晰、准确，并常依据近期气候变化感知来判断较长期气候变化趋势.总体来看，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学者给予足够重视，以推动该领域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尤其需要加强脆弱地区脆弱人群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研究.

　　有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感知是影响农户适应决策的关键因素[36]，农户对干旱等极端气候的适应措施选择与其感知强度有关[37]，当感知到的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风险与适应能力较低时，农户参与适应实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24];相反，农牧民对极端气候影响的认知越强烈，就更倾向于采取卖畜、购草、转场等适应行为[38]. Wheeler 等[19]指出，农户的气候变化信念与所采取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内生的，它与农户的行为变化[39]、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准备及管理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40]，成为驱动转型变革的重要因素[41]. 但是，南非、中国、印尼等地的经验研究却显示，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23，35，42 - 43]. Bohensky 等[23]对印度尼西亚 6310 个家庭进行了观察、感知和行动等响应气候变化的 3 阶段调查，发现家庭响应气候变化的模式与经典模式存在偏差，只有 89. 5% 的家庭符合响应气候变化的经典模式，其余家庭并不符合响应气候变化的经典模式，尤其在农村地区观察到气候变化却不采取行动的家庭相对较多，而城市地区的许多家庭虽采取了行动却未感知到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吕亚荣和陈淑芬[43]对山东德州的研究也发现，虽然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农户更倾向于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但对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存在负面影响，这说明农户的适应行为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认知，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Derssa 等[44]指出，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户主健康状况、气候信息、社会资本等均会影响农民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选取，缺乏适应信息、资金限制是造成适应困难的 2 个主要障碍，且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方式因具体环境而异，可通过调整农时、节水灌溉、改变作物品种、外出打工等方式来应对气候的暖旱化趋势及极端气候事件[36，45].

　　2. 2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认知要素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是一个有价值取向并嵌入在一定社会背景中的高度主观过程，充分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需要进一步分解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包括个体特征中的复杂关系、他们如何感知与获得风险信息、以及社会认知在他们行动动机中的作用.

　　许多有意识的适应决策都需要动机，动机虽不能被观察或直接测量，但能够通过态度(例如，对某种信息及其来源、特定适应选择的满意或不满意等)与行为措施(例如，积极主动地追寻/利用信息或积极实施等) 而显示出来.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动机不仅受风险感知、适应感知的影响，而且受适应激励(例如减税、补贴、相关法律的支持等) 以及对这些激励感知的影响. 其中，适应激励在提供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动机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当农户没有风险感知时，它对促使农户形成适应气候变化的动机起着关键作用.

　　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是农户是否采取适应行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很多情况下，农户虽然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动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实施适应行动.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农户缺乏客观的适应能力(例如，缺乏时间、货币、持久力、知识、权利、社会或制度支持)，而客观适应能力影响着适应能力感知，从而使农户感知到的适应能力不足以促使其采取适应行动;另一方面，认知偏见和直观推断会非理性地影响农户感知到的适应能力，导致高估、低估或错误估计他们的适应能力;再次，农户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不准确，会使农户产生错误的适应感知 (例如，过低估计适应功效或过高估计适应成本)，这都将引起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不良适应.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可评价未来假定灾难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在激励人们采取适应性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着主要作用. 风险感知常常受所获取的信息、过去的风险经验、认知偏见和直观判断的影响.当不确定水平较高时，错误的直观判断通常非常严重，尤其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存在乐观主义认知偏见(即人们认为他们受灾害影响的个人风险小于平均风险)时，往往会低估气候变化风险，产生不良适应. 此外，个人感知总是依赖于社会-自然环境，农户往往通过社会交流来获取气候变化风险信息和适应信息，假如受益人与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适应政策的执行将会失败[23]. 为了寻求必要、有效、低廉的适应选择，农户除了沟通气候变化风险信息之外，还需要沟通适应选择信息，假如只沟通了风险信息，而没有沟通适应选择信息，人们将会通过逃避不良适应来抵抗风险(例如否认风险). 可见，社会交流也是一个影响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在不同集体之间建立对话机制.

　　2. 3 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分析框架

　　为了充分理解公众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决策的关系，国外已有许多学者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Kroemker 和 Mosler[46]提出了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选择的气候变化适应理论模型;Brody 等[47]扩展了以前的概念模型，通过添加空间维度解释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感知，该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技术，测量了受访者的预期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并绘制了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地图; Grothmann 和 Patt[24]从认知角度补充了适应理论的不足，提出了个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MPPACC)，该分析框架不仅考察了人们的气候影响感知，而且拓展了对适应能力感知的分析，已在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关系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图 2).

　　MPPACC 框架将感知作为影响适应行为的关键变量，把研究中所采用的关键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它将适应分解为风险评价过程与适应评价过程. 其中，风险评价过程评估如果自己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所遭受破坏的可能性，该过程产生特定的风险感知; 适应评价过程评估自己免受危害的能力以及采取行动的代价，该过程产生具体的适应能力感知. 该框架将风险感知分解为两个子组分———严重性感知和可能性感知;将感知到的适应能力分解为 3 个子组分———感知到的适应效能(指所采取的适应行动对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威胁的有效性或预期结果)、感知到的自我效能(指个人感知到的自己实施或执行适应行动的能力)以及感知到的适应成本(指执行适应行动的预期成本). 该框架指出，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以及适应成本感知是适应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高度相关，低自我效能和高适应成本往往会导致逃避性不良适应. 该框架不仅考察了人们的气候风险感知，而且拓展了对适应能力感知的分析，其中心思想是关于风险的社会话语影响着个人面对气候变化时的风险感知与适应能力感知[24]，但该理论模型未能确定影响感知结构性成分的具体认知因素[48].

　　3 需关注的关键问题

　　3. 1 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

　　气候变化感知是影响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关键要素，只有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户的响应行为. 已有研究关注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因素，发现农户所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以及农户对调整者及其他权威的信任、个人经验与地方知识、受教育程度、财富和健康、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因素影响着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其中，准确、可靠、有效的气候信息有助于改善家庭福利，而贫乏的气候信息实际上对贫穷农户有害.农户对气候变化信息的使用以及能否从中获益不仅受政策与制度环境、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及个人经验、地方知识等因素的影响，还受社会认同、社会规范、社会网络以及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等因素影响，通常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行为响应更多地与最近的气候事件或趋势、经验相关，而与平均状态下的长期变化相反[35，49]，这主要是因为基于个人经验的决策往往更重视最近的事件. 此外，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社会资本、对专家、权威和媒体的信任度以及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着农户的适应感知，其中，社会资本可通过产生针对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背景压力的物质干预及制度变革而增加农户的适应能力[50].

　　上述研究不仅带来了有关气候变化感知的新观点，而且加强了对适应性响应认知要素的理解. 但目前，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关注较少，需要进一步了解影响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分析各要素在气候变化感知形成中的作用、解析家庭(或个体) 如何获得并感知风险信息;另外，迄今尚未探明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决策的作用，需要进一步了解家庭 (或个体)的气候变化感知与其适应策略选择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决策的作用机制，为制定促进家庭参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制度体系提供借鉴;同时，需要建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积极对话机制，搭建易于农户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平台，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规范提高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可用性，以便形成有益于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气候变化风险影响的政策.

　　3. 2 农户的适应能力及其评估

　　理解适应能力已成为减少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先决条件. 适应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为了寻求措施提高适应能力，需要识别决定适应能力的多种要素，尤其是隐藏要素[2]. 大量研究关注了局地或区域尺度上的适应能力决定因素，如 Smit 和 Wandel[2]认为，经济资源、技术选择的有效性、信息获取、管理技巧、基础设施、制度、公平组成了适应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Yohe 和 Tol[51]将适应能力的决定因素扩展为可用技术选择的范围、资源的可得性及其分布、制度、人力资本存量、社会资本存量、风险扩散过程、决策者管理技巧、公众对压力源及暴露的感知;Adger 和 Vincent[52]指出，适应能力是动态的，其受经济和自然资源、社会网络、权利、制度和管理、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的影响. 事实上，适应能力的决定因素随着尺度发生变化，上述因素虽足以解释局地尺度的适应过程，但难以充分解释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 为了理解个体尺度上的适应能力，Nelson 等[53]基于生计分析框架解耦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把农户的适应能力看作各种生计资本联合起来所产生期望的结果或效果，认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理解适应能力需要关注适应能力有多强、什么时候适应能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定量化适应能力. 目前，常用的适应能力评估方法包括基于决定因素的一般评价方法、社团能力评价方法. 其中，基于决定因素的一般评价方法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三次、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的，因具有实用性、可行性，且明确、直观，易于进行政策及潜在的适应能力需求分析，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方法难以判断和解释当前的适应能力水平是否合适，且因不同应用中适应能力的决定因素缺乏一致性，其评价结果难以进行比较，它也没有识别出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难以确定对哪些决定因素投资可以有效提高适应能力. 社团能力方法提供了一种从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理解适应能力的视角，它提出资源和资产的获取与使用能够提高社团适应突然冲击的能力. 该方法提供了更复杂的结构，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适应能力的各种决定因素，也有助于理解适应能力的形成和利用;但该方法没有考虑适应能力投资是如何对目标起作用的，且缺乏判断当前适应能力在特定人文系统中是否适当的标准.——论文作者：赵雪雁**

文章名称：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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